当争议摆到朝堂上时，更是激烈。以礼部尚书崔构为首的一批守旧文官，反应尤为强烈。

崔构出身博陵崔氏，最重礼法经典，向来对所谓“新政”不甚感冒，认为有违圣贤之道。此刻，他出列朗声道：

“陛下！太后慈悯，关心吏治，其心可嘉。然考课大法，关乎国本，乃祖宗所定，沿用百年，自有其理！‘德、才、劳绩’，德行为先，才学次之，劳绩辅之。此乃取士用人之根本！

今若贸然加入‘建言’、‘新政’等项，且以此为升迁要途，则恐天下士人，皆弃经义道德于不顾，转而去钻研奇技淫巧，专务功利之事，以求幸进！长此以往，人心不古，国将不国！此议，断不可行！”

他话音一落，立刻有数位出身世家或科举正途、思想保守的官员附和。

“崔尚书所言极是！治国当以德化民，岂能如商贾般计较锱铢实效？”

“新政新政，无非工坊器械，奇巧之物，岂能与圣人教化相提并论？以此考课官员，是本末倒置！”

“太后身处后宫，偶有建言或可参考，然涉此朝廷大政，祖宗成法，恐……恐有干政之嫌！”

最后一句声音不高，却格外刺耳。御座上的李弘，眼皮跳了一下。

狄仁杰当即出列反驳，他言辞犀利，直指要害：“崔尚书此言差矣！德行为先，自是不错。然空谈德行，无益于民，何异于画饼充饥？太后所列‘建言实绩’，莫非就不是为国为民之德？

‘推进新政’，若新式农具可多产粮食，新式纺车可多出布匹，蒙学可开民智，新律可止争讼，此非大德，何为德？难道只有整日吟诵诗书、空谈性理，才算有德？

至于祖宗成法，太宗皇帝亦曾变革隋制，创立大唐律令格式，何以我等后人就不能因时制宜，稍作改良，以利国家？”

赵明哲也出声道：“太后建议，乃为‘辅以’、‘参考’，并未说要取代旧制。且太后明言，尤重中下级官员。

此辈官员，亲民最近，若其知务实做事可得拔擢，则必尽心民事，于朝廷，于百姓，岂非大善？若只论资历门第，寒门才俊何由出头？地方实事何人愿为？”

双方引经据典，各执一词，吵得不可开交。支持者多属务实派、寒门或与新政利益相关的官员；反对者则多为世家出身、思想保守或自身缺乏实务政绩的官员。

龙椅上的李弘，沉默地听着，目光偶尔扫过御座旁那空置的、象征着太后听政位置的珠帘，虽然武媚娘人不在，但这道帘子，以及帘后曾经坐过的人，其影响力却仿佛无处不在。

他心情复杂。平心而论，他觉得母后的建议有道理，甚至可以说切中了他近来隐隐感觉到的一些问题。

朝堂上有些人，话说得漂亮，文章写得花团锦簇，但真要做起实事来，却推三阻四，或束手无策。若能以此激励实干，于国有利。

但另一方面，这建议再次彰显了母后即便身在温泉宫，依然能对朝政施加重要影响。

而且，这项建议明显有利于狄仁杰、赵明哲这些“新政派”，有利于柳如云、赵敏她们推动的那些事务，无形中会加强这股势力的力量，同时削弱像崔构这样传统世家、守旧派的影响。

而他，近来正试图在某些事情上，借助这些守旧派的力量，来平衡朝局……

退朝后，李弘回到紫宸殿侧殿书房，脸上依旧没什么表情。杜恒侍立在侧，为他换上一杯新茶。

“杜师，”李弘忽然开口，声音有些干涩，“今日朝议，你都听到了。你觉得，母后此举，是真心为国选才，革除积弊，还是……意在进一步揽权，培植其‘新政’党羽？”

杜恒捧着茶盘的手几不可察地顿了一下。他放下茶盘，垂手而立，年轻的脸上露出思索的神情。

片刻后，他才谨慎地开口：“陛下，太后之心，臣不敢妄断。然就事论事，太后此议本身，于国似有利有弊。其利在于，或可激励中下级官员务实任事，打破论资排辈之沉疴，于吏治新政，或有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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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弊在于，‘建言实绩’、‘推进新政’之标准，确如刘相、崔尚书等人所虑，难以精准界定，若推行不当，恐滋生新的弊端。

如下官为求升迁，或急功近利，或虚报浮夸，反损朝廷威信，亦可能使官员过于专注‘新政’指标，而忽视地方其他必要政务。”

他观察了一下李弘的脸色，继续道：“且此议触及诸多官员切身之利，反对声浪必然不小。陛下初登大宝，朝局贵在稳定。臣愚见，此事……不妨交由内阁详议，缓图之。

可令有司先就‘建言实绩’一项，拟定细则，于个别地方试行，观其成效，再作计较。如此，既未否决太后建言，显陛下从谏如流、锐意求治之心，亦未仓促行事，留有转圜余地。”

李弘听罢，沉默良久，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光滑的紫檀木桌面。杜恒的建议，是老成持重之言，也是目前看来最稳妥的处理方式。但他心中那股郁结之气，却并未因此而消散。

“便依杜师所言，发回内阁，令其详议，拟个章程上来，不必急于定论。”李弘最终道，语气里带着一丝疲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