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老深知，仅凭鞋底花纹就给人定罪是远远不够的。

他将嫌疑人的鞋子与石膏模型中的脚印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对比分析。

经过仔细的检查，一个关键性的证据终于浮出水面：嫌疑人的鞋在2cm处的宽边上有一道明显的划痕，而石膏模型上的脚印同样位置也存在一道划痕。

这两道划痕的位置、磨损程度和距离完全一致，这几乎可以确定是同一双鞋留下的。

这一发现为案件的侦破提供了决定性的证据。

如果说鞋底花纹的相似性可能存在于多双同款鞋子中，那么这道独一无二的划痕则无疑是这双鞋的专属标记。

在这一确凿的证据面前，原本顽固的嫌疑人终于无法继续抵赖，只得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吕老以其缜密的逻辑和细致的观察力，从上百双鞋印中精准锁定了凶手的脚印，这不仅展现了他深刻的现场解读能力，也体现了他冷静清晰的头脑。

他曾形象地比喻说，现场就像是罪犯作案过程的“下载”，而刑侦人员的任务就是从中提取出能够证明犯罪的所有证据，发现物证，提取物证，让物证发出它们的声音。

在上述两个案件中，吕老充分展示了他的这一能力。

随着职位的提升，吕老的工作重心也逐渐从基础的现场勘查转向了对整个案件的指导和调度。

他的工作不再局限于现场的直接勘查，而是扩展到了对案件全局的掌控，以及指挥警力完成侦破任务。

在接下来的横跨五省的连环大案中，吕老正是通过对案件全局的深入分析和精准掌控，发现了关键的突破口，带领团队一举侦破了这起复杂的案件。

1998年2月至1999年4月，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陕希、河蓝、江舒、安挥和折江五省相继发生了60余起盗窃、抢劫、杀人案件，造成了100人的死伤。

这些连环案件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和恐慌，负面影响深远。

这群犯罪分子的狡诈和反侦查能力令人震惊。

他们精心选择作案地点，专挑农村山间的偏僻小路，利用当地常见的铁锤、棍棒等工具实施犯罪，使得警方难以从作案工具上找到突破口。

更为棘手的是，他们的作案模式呈现出跳跃式流窜的特点，一次作案后迅速转移到相隔甚远的另一地点，让警方的追踪工作变得异常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