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桌上，胖子和我讲，我没在的这段时间里，他和高黑子一直在火车站里干活，虽然比不上在车上的收入，但也可以。

说到高黑子的手法时，胖子又开始口若悬河地胡说八道起来。

这回轮到高黑子想钻地缝了。

见到高黑子那尴尬的表情，我在脸上露出会心的笑意，不时用着揶揄的表情看着高黑子，把高黑子给瞅得是无地自容。

李艳还是坚持每天给徐丽送饭，而我一直也没去医院看徐丽。

在没看到徐丽的这几天里，我就像是行尸走肉般地活着，除了机械般地在练功，就是不分昼夜地睡觉。

有一次我实在是克服不了内心对徐丽的思念，悄悄溜到徐丽的病房门口，透过门上的玻璃看了眼屋里的徐丽，见到她和她母亲正在聊着天，便又偷偷离开了。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李艳在一次送饭回来后告诉我说，徐丽的母亲想要见我一面。

于是，就在李艳告诉我的当天晚上，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去医院见了徐丽的母亲。

我到医院的时候，徐丽的母亲正陪着徐丽待在病房里，见我进来，徐丽表情幽怨地看了我一眼，故意使着小性子不搭理我。

我和徐丽的母亲寒暄了一会，便在徐丽母亲的暗示下，同她走出病房。

就在走出房门的时候，我把惦念的目光看向徐丽，她在脸上露出慌张的表情，或许她已经察觉到，我同她母亲一起走出病房可能事关我和她之间的交往，不方便她在场听到。

徐丽的母亲是那种很平和的人，说话慢条斯理，给人一种很好相处的感觉。

她很客气地招呼我与她并排地坐到走廊的椅子上，就像是一个和蔼的长辈在关心晚辈一样与我唠着家常，并没有很直接地向我询问我的家世和背景。

但她也在话里很含蓄地向我打听了我现在的状况以及将来的想法。

我除了没将我曾经杀过人的经历告诉她外，把我是一个孤儿以及是在一个屠夫的抚养下长大的经历，一五一十地向徐丽的母亲和盘托出。

我不想隐瞒她，就算她不向我发问，在来的路上我就已经想好了，我要把我的身世情况毫不隐瞒地全都告诉她。

我这么想，并不是说我有多么高尚或者说多么诚实，而是我非常认同李艳说的那句话。我和徐丽能不能够在一起，关键不是她母亲怎么想，而是看徐丽怎么想，一个不能决断我幸福的人，我又何必对她撒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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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做过最坏打算，即便徐丽真的不想忤逆她母亲的意愿，不能和我在一起，那我也希望听她亲口告诉我，让我彻底死心，这也是我这些天来能想到解决我和徐丽问题的唯一方式。

但不论我的想法有多么豁达，我还是从心底渴望我和徐丽的关系能够得到她母亲的认可，这对我、对徐丽来说都是件莫大的幸事。

然而，我还是失望了。

就在她母亲掏出五百块钱说是还我为徐丽垫付的医疗费，而又在我一再推辞下，她母亲还是坚持让我收下时，我就已经明白了，这不仅仅是医疗费，还是我对徐丽付出的情感，她母亲是不希望我和徐丽之间再有任何瓜葛。

就像李艳和我说过的那样，当徐丽的母亲从我嘴里证实我未来打算就是想做个小生意时，她就已经在心里排斥我了。

徐丽的母亲一再跟我强调，她希望徐丽过上安稳的生活。而时下做生意就是二道贩子的代名词，就是一个人一无是处、无能的体现，我又如何向徐丽的母亲标榜自己可以给徐丽一个安稳的生活呢？

徐丽的母亲为自己女儿争取幸福本就无可厚非，我还有什么权力和脸面去反驳，我有的就只是无限的悲伤和痛苦。

心力交瘁的我回到住处后，当晚就病了，整整一夜发着高烧。

后来听胖子说，我说了一夜的胡话，但他没告诉我，那把枕巾浸透的水渍，是我默默流淌的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