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个时候，在办公厅的保密会议室里，正在进行关于女仆学校前途的会谈。
有关女仆学校的未来，在办公厅内部已经委托契卡、法学会、政治保卫总局进行了几次专项调研――用“更好促进元老福利”为名义。调查的内容从定向就业率、转专业就业率、培训费用到思想状态、工作表现、消费状况……牵扯到女仆学习、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
办公厅进行调查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针对目前的女仆状况特意展开的，只不过林小雅案发生以来，这个曾经一度引起“革命”的敏感话题，不得不再次被拿上桌面来讨论。
1631年的女仆革命之后开始引入分配第一批女仆，二年多来元老们除了极少数人之外，几乎每个人都买了一到二名女仆。即使是女元老，出于有人干家务的目的也买了女仆，象钱家兄弟这样的，因为要兼顾飞云俱乐部的活动，每家都买了二三个。
加上其他为元老服务的“生活服务人员”，目前在办公厅管辖下的为元老生活服务仆役们，已经形成了一个一千多人的元老仆役阶层。
这个阶层尽管人数并不多，却是每天都能看到元老，和元老说上话的人。特别是高踞在这个阶层顶部的“生活秘书”们：有些人已经为元老生育了“二代”，即使她们未来不一定会成为元老的妻子，作为元老子女的母亲，在家庭中的地位也不会太低。
元老们固然对目前的状态很少不满，但是执委会和元老院中的有识之士还是意识到了这一体制存在问题。政治保卫总局安插在各机关、学校和工厂里的“十人团”递交的日常报告、契卡的常规性反职务犯罪检查和归化民、土著通过各种渠道送来的“揭发材料”中。“女仆”、“生活秘书”、“首长的丫鬟”、“元老的女人”之类字眼的出现频率正在不断增加中。
办公厅的调查正是为此而展开的，不仅“女仆政治”初露峥嵘，女仆尴尬的法律地位也不止一次的在某些专业讨论中被提及，并且随着林小雅一案暴露无遗。
马甲就这个问题专门和萧子山谈过。
在谈话里，马甲特意提到了姬信汇报的程咏昕建议使用《大明律》法条来辩护这件事。
“虽然程咏昕的辩护设想完全是建立在对《大明律》的错误的认识上的。不过也可以看出目前女仆的身份非常的尴尬。我查了下：办公厅要她们签绝契。她们的奴婢身份，其实沿袭了过去广州站的做法，当初的目是为了防止购买的人口逃走而采取的一种预防手段。借助大明官府的来威慑逃奴。也是早期我们法律体系不健全，为了应付大量的土著人员管理，按照大明传统习惯法搞得应急措施，现在新的法律体系逐步建立起来。就与旧的措施产生了矛盾，继续沿用这套已经没有必要了。首先是我们的政体必然是不支持蓄奴合法化的；其次，过度的人身依附性也不好――很容易搞出包衣制度来。毕竟多数人还是习惯性的认为奴才比人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