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的萧襄理却道：“乌先生！你说得是，可是有一件：咱们钱庄做得是信用生意。冷老爷如今没了音信，不用什么人趁火打劫，市面上立刻就会传出德隆不稳的消息。到时候来提款的人一挤兑，立刻便会出事！若是再有人煽风点火，投井下石，三五日钱庄就得关门！”
钱庄拉来的存款并不能“钱生钱”，全靠放贷出去赚取利差。这是银钱业最古老也是最本质的“生意”。德隆也不例外，它在京师吸收的几十万两银子存款一样是要靠放贷才能赚取到利息的。
17世纪的北京和周边的工商业其实十分落后，并没有什么商业活动需要海量的资金流转。京师能积聚大量的资金纯粹是是首都的关系。但是这也意味着从全国吸纳来得资金在本地没什么投资的渠道。
在京师，虽然有号称一本万利的“京贷”――贷款给到地方上上任的官员，但是数额并不大，真正的大额商业贷款，其实只有口外的蒙古生意。不但资金需要大，利润更是无比丰厚，
蒙古生意照例的是山西人做得，但是资金很多都来自京师，向来是由“山西屋子”垄断的。德隆作为后来者，冷凝云做过多次尝试，都挤不进去――地域集团的牢固性远不是他这个外人能破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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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德隆的资金去向主要是三个：一是在天津的对朝贸易，也包括和满清之间的交易；二是上海招商局的对日贸易和浙江的丝绸生意；第三个去向就是直接汇回广州，用在企划院的各种投资和贸易项目上。
这三个渠道的获利都十分丰厚，因此德隆可以支付和山西屋子不相上下的利息――冷凝云并没有使用过高的利息来吸纳储蓄，一则他认为犯不着，二来也是避免刺激到原有的金融集团，竖敌过多。
因为所有投资渠道都在外地，德隆手里的准备金是非常少得。冷凝云在德隆只保留了12.5％的存款准备金，广州开始币制改革的时候，德隆从各地调集大量白银，德隆的准备金一度下降到只有7～8％。
“……光是这个月要付出去的利息、承兑还有汇款差不多就有三万两库平。”萧襄理面露难色，“库里的现银还不到八万两。若是出现挤兑，我们三天都对付不过去！”
乌开地道：“这不就是大家和衷共济的意思么！我不懂做生意的道道，但是老爷不在，咱们就得想方设法把这盘子维持住！只要德隆能维持住，多少是将功折罪。”
廖三娘点头：“乌先生说得有理。咱们是商量法子，不是吐苦水，有难处大家拿出来说，可是也得拿出法子来。能办的尽量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