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连成到广东韶关市，先把业务处理完毕，才到了一家大医院。门诊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胖教授，他听完王连成的口述，验看了病症，然后开了张化验单递给王连成：“先去验血。”

王连成五雷轰顶，颤颤兢兢地接过那单子，心里念道：“完了，肯定是‘艾滋病’。”

当验血的化验单出来后，王连成看了几遍，可那上面的符号看不懂。老教授接过单子看了看，神情严肃地告诉他：“血是没有问题的，你病毒已布满全身，病是很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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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连成的精神防线彻底崩溃了，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求求您了教授，我家还有老婆孩子，救我一命。”

教授生气了：“什么样子，凭你这精神状态也治不好病。”

王连成瞅着生气的教授，又看看屋内的男女患者，从地上站起来就走了。

回到旅馆，他在床上无声地哭泣着。想着老教授那神态，那语调，更坚信是患上了“艾滋病”。精神的苦恼和压力，使王连成一整天没有吃饭。炎热的南方气候加之明显感觉不适的身体，他终于病倒了。

6月4日，他在旅馆给妻子写了封遗书：艳子：我一万个对不起你，我不想活了，留下钱给你治病要紧，一个月会治好的，不是我不想活下去。注意点云儿……要永远恨我，教育孩子做人。无然（颜）见你们。

这封遗书以快信寄往柳河县粮食加工厂，由厂长转交。当日他登上了回家的特快列车，6月5日，躺在卧铺里的王连成已经坚持不了了，不得不中途在武汉下车休息。他觉得必须给厂里拍电报，不然那封遗书会引起家人及领导的惊慌和不安。在武昌火车站他给厂长拍了电报：“路上不顺，晚两天到，信勿拆阅，现从武昌上车，连成。”

短暂的休息，也许是精神上的作用，王连成觉得要争时间赶回去，死在故乡。他强打精神重新踏上了火车。

6月8日，他来到厂里，厂长听说王连成回来了，派人把他叫到办公室，首先关切地问他治病的情况，其次才随便问了一下业务工作，因为他知道王连成这样的人，工作是从不拖拉的。当葛厂长开玩笑又不解地问道：“你来电报不让我拆信，我也没接到啥信啊。”

这时的王连成知道信没到，几乎要哭出来。葛厂长见状，一再耐心开导他，王连成带着哭腔说：“我上大医院找名教授看了，全身都是病毒，我活着还有啥意思，这病害了我，也害了我老婆，我对不起领导和亲属。”

王连成，一个从不沾花惹草的老实人，就摘了一朵野花，便扎上了毒刺，而且毒遍全身，作为厂长，在这个时候，还能给他什么样的责备和批评呢！

他笑着说：“你别瞎寻思，要相信科学，能治好的。”

他们的谈话近二小时，在这段时间里，王连成还是想死，厂长劝他这病死不了，慢慢治会好的。后来粮食局来电话通知葛厂长去局里开会，二人才中断了谈话。临走时，厂长拍着王连成的肩膀说：“连成，男子汉，精神振作才能治好病，开完会咱俩再唠。”说完，厂长开会去了。

王连成也回家休息了。

路上他自言自语地嘟囔：“这病谁摊上都够呛，劝人的话谁都会说。”他说这话的时候，厂里有个人听到了后半句，再往前看他时，走路的腿是别劲儿的，好像两腿中间挂了个罐头瓶。

病痛折磨着王连成，他觉得这一天最重，一个可怕的计划在他脑海里酝酿着。

晚饭王连成没有吃，躺在沙发上发呆。妻子孙艳摆上了几盘丈夫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