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总是充满了热血，并且对理想不会考虑过多的逻辑。

祖辈数代都是贫苦民众的科巴·维萨里奥诺维奇在拥有了一定学识与逻辑思维能力后很快便沦陷在《贫富论》的论调中，他觉得他终于看见了世界的真相，看见了大部分民众苦难的根源，理想的火苗在十六岁的他的内心中燃起，推动着他走上一条崎岖的道路。

大周虽然对外州管制更加严格，但真正落到实际执行上外州对言论的管理执行更加宽松，这是一种政治和文化大同的执行需求，毕竟几百年前已经打过一棒，甜枣就要给够。

教会学校里的年轻人有很多不同的思想，在尊重并遵守教会制度以及保证信仰的前提下，不知出于什么目的，神父和助祭都不会过多干涉年轻人们的思想讨论，甚至有些年轻一些的助祭乃至神父还会参与进来。

在科巴·维萨里奥诺维奇十六岁之后的数年教会学校生涯中引导他的不是那位送给他《贫富论》的助祭，而是另一名年轻的大助祭沃洛加·伊里伊奇。

这位大助祭几乎拥有和科巴·维萨里奥诺维奇同样的经历，贫苦民众出身，教会学校毕业后就考入了太学法学科，而当他法学毕业后却回到家乡成为一名助祭。

优秀的法律知识和对贫苦民众的同情让沃洛加·伊里伊奇很快收获了来自主教的赏识和民众的拥护，在年仅二十四岁成为助祭短短一年的时间便升任为大助祭。

虽然是一名神职人员，但沃洛加·伊里伊奇实际上是《贫富论》忠实的拥护者，相对《圣经》造诣的研学，他更愿意将时间和精力花费在对社会人文的研究上。他同意并认可《圣经》所提出的“人人平等”，但也极度反对“一切恩赐皆来自于神”，他认为任何人的获得都是来自于其本身的行为，无论这种获得是偏向正面还是负面。而当人的行为符合普世道德观但却获得负面结果，那一定有人的行为不符合普世道德观而获得了正面结果，后者就是在通过不符合种群利益与认知的情况下对前者进行了剥削——即使这种行为是合法的。

沃洛加·伊里伊奇参与学生和同事之间讨论时所提出的观点受到了来自主教的善意警告，于是他不再对自己的观点进行公共宣讲或教导，而是仅限于小范围私下讨论，科巴·维萨里奥诺维奇就是在这个时候进入到了他的圈子。

相对沃洛加·伊里伊奇对政治的高敏感度和相对收敛的行为，只比他小七岁的科巴·维萨里奥诺维奇则显得激进许多，科巴·维萨里奥诺维奇在学生时代就会参与公开辩论和宣讲——虽然在教会学校警告他继续下去就收回奖学金时他停止了这种举动。

二十一岁从教会学校毕业后的科巴·维萨里奥诺维奇并没有听取沃洛加·伊里伊奇关于考取法学或社会学太学进修的建议，他更倾向于应用性学科，但外州人的身份导致了他想考取格物或化学类太学的分数要求太高，最终不得不进入鄂木州商务学府学习。

在商务学府学习期间，科巴·维萨里奥诺维奇继续进行着和同学之间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讨论以及宣讲，但他明显感觉到与教会学校氛围不同导致的学生关注点的不同，这里的学生如同他之前理想化的偏向应用型一样，他们更热衷于拓展人脉和关心以后的工作。

在努力了两年后，科巴·维萨里奥诺维奇仅仅组织了一个不到二十人的小团队，而这些人也并不坚定，他能明显感觉到相对学术理论和宏大的理想，他们对通过他接触中高级神职人员获得现实利益更感兴趣——作为科巴·维萨里奥诺维奇的引路人和导师，沃洛加·伊里伊奇此时已经成为一名神父，而他因为神职工作和法律援助经常顺路去商务学府看望科巴·维萨里奥诺维奇。

科巴·维萨里奥诺维奇在挫折中不断成长，商务学府的浓厚金权气息其实也让他迈出了从单纯理想主义者向政治理想主义者转变的一步，他从商业这个更接地气的方面接触到了政治并开始学会斗争。

同样的他的导师沃洛加·伊里伊奇也在迅速成长，当他成为神父开始，一个新世界的大门就向他打开了——来自沙俄教区的宗教分裂思想。

作为沙俄的国教，正教在沙俄拥有极高的实际权力，但他们的思想与皇帝官员们不同，他们只在乎宗教利益而非实质的地域政治控制权。从大周放松了宗教信仰管制后，教区就立刻重启和加大了与大周北部州神职人员的沟通。而不同的利益诉求和国内对宗教平衡性的需求，也使得北部州的宗教信仰恢复很快。

经过数十年发展，鄂木州首当其冲成为大周北部州正教信仰的核心地区，同时也有了不少实质上为沙俄服务的神职间谍潜伏其中。

沃洛加·伊里伊奇在成为神父的第二天就接触到了一位来自沙俄教区的督主教，这位督主教隐晦地向他表达了通过宗教信仰重新宣传斯拉夫民族乃至沙俄帝国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