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的反腐抓贪做的很好，海瑞就戥头案，上了一本奏疏，主要内容就是讨论贪腐手段。

传统贪腐在高压之下，已经几乎绝迹，拉着银子送孝敬的壮观场景，再也看不到了，而新型贪腐正在形成，这种模式，海瑞用了一个‘偶然得之’来进行了总结。

官员在城中让买办代持，开一家不起眼的店铺，这个店铺里有各种高标价货物，比如五十银甚至上百银一两的茶叶、某大师的画作、诗集、某些年代的金石（古董）之物、丝绸制品、成衣等等，这种店铺一年也见不到几个客人，但每个客人都非常非常的豪横。

客人在见到官员时，一句‘偶然得之’，比如，某偶然得团龙茶几两等等，这便是输贿，官员立刻闻琴而知雅意，此时的官员的反应，自然是了然于心，而不喜形于色，整个过程中突出了一个干干净净，因为旁边的师爷负责实现客人的诉求。

甚至金银多一点的地方，客人和官员连面都不用见，只需要买东西的时候，和店家攀谈几句遇到的难处，店家也会时时提醒，你给这点钱，我很难办事。

最终实现权力寻租。

这种贪腐手段，已经是非常难以查证了，若是这经纪买办，再由地方豪族把持，地方豪族，再将每年累积获得赃款，送到此人家乡，那就更加难以找到痕迹了。

大明的经纪、买办、诉棍这类的人，数不胜数，而师爷就负责联系这些人，所有人都是贪腐链上的恶人，是大明吏治败坏的蛀虫。

海瑞对这些人，没有太好的办法，他找到线索可以一查到底，把罪恶绳之以法，但罪恶深藏于水面之下，海瑞略显无奈。

这又涉及到了一个反腐成本的问题，这种贪腐的隐蔽，导致反贪成本直线上升，而反贪收益在直线下降。

过往，只需要抄家就可以将贪官污吏所获，饿上十几日，就可尽数取回，但抄家已经过时了，财货从来不过官员甚至是其家眷手里，如何去查？家里干干净净，抄家甚至成了冤假错案的代名词。

应天知府李乐，就查办了一个类似的案件。

应天府六合县有教谕一人，此人甚至都不算是官身，掌文庙祭祀，教育所属生员，管地方县学，就一个县学的生员名额，没有五十两银子，根本拿不下，而且想买还得有资格才行。

李乐作为张居正的门下，能力极强，是当初张居正对付王崇古的一把利刃，他查办一个六合县教谕，那还不是手到擒来？可是查着查着李乐发现，阻力很大很大，他连一个县衙的教谕都处置不了。

一个县衙不入流的教谕，如此大的阻力，引起了李乐的兴趣，李乐训诫了教谕，似乎惩戒到此结束，但其实李乐偷偷请了老祖。

朱翊钧得知李乐要查案，就下旨让缇骑们介入了，缇骑们经过了长达半年的明察暗访，终于搞清楚了这个教谕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六合县所有私塾、家学，这个教谕都承了一份香火情。

大概就是这六合县内，所有的私塾和家学，不按时按点的孝敬，就会被这名教谕以‘整饬学政’的名义给取缔，而一家从五十两银子到数百两银子之间不等，之所以是要用半年的时间，是这些银子，不是直接送给教谕，中间过了一遍经纪买办之手，倒腾了一圈，最后在教谕的家乡变成了土地。

整个过程极其隐蔽，若非缇骑介入，难以追查。

根据缇骑的走访调查，这不仅仅是六合一县如此，整个应天府，乃至整个南衙，都是如此。

各地的私塾、县学、府学、书院，不给提学、学正、教谕孝敬，那会被整饬掉，阻力也来源于此，李乐的追查，难道会止于六合一县吗？必然会追查整个应天，进而在应天巡抚潘季驯的带领下，对整个南衙进行全面排查。

而教谕也不是独享此份收益，而是整个六合县衙，知县拿大头，领朝廷俸禄的拿一部分，教谕拿一部分。

这是杀父之仇。

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

李乐查到了这里，就知道自己玩不转了，立刻就给自己先生写了封信，又给自己的小师弟朱翊钧写了封书信，询问是否继续追查，最后得到的答案是一查到底，谁拦谁死。

这个案子，在万历八年九月初就已经结束了，整个南衙官场进行了一次大地震，近七百余人被抓进了南镇抚司衙门里，等待到了最终的审判流放海外，吕宋、琉球、旧港四大总督府，大明不要，到了海外总督府反而成了香饽饽。

大明举重队实在是太卷了，在大明这些官吏都是垃圾，可到了海外总督府，那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徐璠在大明也就是个仗着自己老爹博得官身，但到了泰西，徐璠能做国务大臣，而且干的极好。

仅仅是整饬学政在执行中成为了敛财的政治工具吗？

还有清丈和还田。

朝廷要清丈，遮奢户们就托庇于地方官吏，尤其是具体经办的户房，在清丈的时候，户房从指头缝里露出那么一些不在鱼鳞册上的土地，或者再李代桃僵一番，让新政的代价，由百姓承担。

小主，

“大明的新政，推行到了现在，终于碰到了王安石困境，或者说新法困境啊。”朱翊钧合上了海瑞的奏疏，略显有些焦虑的揉了揉自己的眉心。

王安石的青苗法，本意是好的，灵活的运用常平仓、广惠仓的储粮，折算为本钱，以年息20%的利率贷给破产农民、城市手工业者，帮助百姓度过难关的同时，缓和民间高利贷血淋淋的朘剥，同时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促进工商业发展与生产，达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效果。

从制度设计上来看，这一套确实没有什么漏洞。

但最后成为了割向百姓的一把刀。

钱总是流向不缺钱的地方，地方官吏在执行这条命令时候，首要考虑的问题是收回来，而不是放出去，放钱给小民，小民拿什么还钱呢？

所以放钱的时候，往往都是直接给大户，大户家大业大，还不起还能追欠，而不给小户，小门小户，风一吹就倒了，大户拿到这些资源后，再层层借给小户，导致最终的利息甚至超过了民间高利贷。

最终，好好的青苗钱三个字，成为了两宋、元明清高利贷的代名词。

而大明新政的两个核心，清丈和整饬学政，也在悄然变成这个模样，清丈的过程中，大户们的田通过各种办法进行隐蔽，而百姓的田一厘地都不少，甚至还有额外不存在的田亩被摊派到百姓的头上，可谓是苦不堪言。

而整饬学政也成为了地方教育的流毒，贻害无穷。

大明的官吏们总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进行自适应调节，在新时代新背景下，获得属于自己的那份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