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得税，白银和黄铜的流出加征50%的税赋，朱翊钧想要鼓励海商走出去，但不希望他们把白银赤铜带出去，所以利得税的征收范围，仅限于白银和黄铜这两项贵金属。

也算是祖宗成法了，毕竟明初有非常明确的金银之禁。

这个规定一经公布，恐怕会引起激烈的反对。

因为在广泛存在的海商看来，这是朝廷又一次强而有力的干涉，这会让他们非常的不舒服，这是可以预期的，江南士绅们因为距离，对北虏入寇，没有任何的感同身受，但他们对面前的倭患胆战心惊。

松江学派就有类似的观点，他们认为朝廷在欺骗。

比如这次的对板升的讨伐，在松江学派看来，朝廷用汉人这个宽泛的概念，去让跟这件事毫无关系的你，去憎恶你从未见过的北虏，生活在南方的你，和北虏有什么具体联系？

而后你还要为和你完全沾不上边的成就，萌生自豪和感动，这有什么用呢？除了让你在喝酒的时候略有谈资之外，毫无用处，而发动战争的钱粮，有部分却来自跟这件事没有关系的你。

明公眼里的自由，和松江学派的自由是完全不同的自由。

松江学派的自由，是完全不会被干预的、完全以自我利己为核心的自由，而明公眼里的自由，是在理性之下的自由，有限制的、遵守基本规则的自由。

《公私论》可以反驳类似的观点。

大明讨伐板升，和大明息息相关，大明就是当下所有大明人最大的集体，最大的公。

如果无法维护这个最大的集体利益，那么相对公的私，也就是小集体，就无法保证自己的利益，这是连晋党都已经明白的道理，陛下和张居正讲的非常清楚。

板升不灭，草原人建立的城池就像是一道耻辱柱一样立在草原之上，鞑靼的左右两翼、东夷建州海西野人女真、外喀尔喀七部，都会从心底对大明产生疑虑，进而不臣之心渐起，最终他们会走到一起去，合击大明。

谭纶和戚继光等人对大鲜卑山口如此看重，就是害怕土蛮汗率领的左翼和东夷合流。

大明出塞并且完全战胜敌人的可能很小，大明没能在敌人完成合流之前各个击破，当草原诸部完成合流共击大明的那一天，即便是大明不败，也会成为大明身上一道深不可见底的伤疤，不断的放血。

到那时就从隐形相关变成显性了，真的就和天下息息相关了，一个恶性循环会出现。

大明需要加大力量拒虏、加大力量需要钱粮、朝廷就需要要加大对下朘剥、擅长代价转移的肉食者们会让最普通的百姓去承受加税、普通人无法承担酿起民乱、民乱进一步破坏生产导致更多的民乱、大明更加虚弱、更加无力拒虏、而更加虚弱的大明会让塞外不臣之心者越来越多，在这个恶性循环之下，最终胡虏入关，天下生灵涂炭。

所以，讨伐板升，或者维护大明这个最大集体的利益，真的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戚继光素来主张决战于野，打的敌人肝胆俱裂，才是唯一解法，而张居正却清楚做不到，这就是文张武戚当初的道不同，不相为谋。

朱翊钧此时对王国光提出了印一种很难仿造、却不能兑现的宝钞，意图实在是再明显不过了，铸币税。

铸币税这个东西，在大明叫火耗，压印银币和铸造通宝，是有火耗的，这个火耗就是利润，减去一部分的银料、铜料，杂以铅锡，就是铸币税。

目前工部有铸炉120余座，在册住坐铸钱匠一万零四百名，年铸钱六亿余枚，随着吕宋铜业的快速发展，大明工部铸钱也在快速发展，而且大明百姓对万历通宝普遍认可，对于私铸飞钱，则是不屑一顾，实在是飞钱重量小且含铜少，不耐用的同时还没什么交换价值。

谓曰：见利争趋，日有私铸，虽论死不止，制钱多薄而寡铜，堆积不能行。

压印银币和铸造通宝的铸币税，已经非常丰厚了，但绝对没有印宝钞来得快！

宝钞这个东西在大明已经烂大街了，所有人都对宝钞不认可，所以印钱发往海外，是个不错的主意。

徐九皋环球航行，在很多殖民地见到了殖民地货币的乱象，压印好的银币被切割、珍珠被编制成条被当做是钱，连烟草公司的收据、长得周正的石头，都可以成为货币的殖民地，毫无疑问，难以仿造的大明宝钞会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这个不能兑现的宝钞的话，是不是国失大信之举？”张学颜首先提出了自己的担忧，步子迈的太大，对大明不是好事，王国光和张学颜都是传统保守派，他们对发行国债，向民间借钱，都不赞同。

朱翊钧摇头说道：“在大明，哪怕是七岁的稚童，也知道宝钞无用。”

王国光还是摇头说道：“可是这个不能兑现宝钞有违祖宗成法，国初洪武八年定，宝钞每钞一贯，折银一两，折铜钱一千文，与铜钱通行使用，伪造者斩，告捕者赏银二百五十两，再给犯人财产，并设立换钞之法，至洪武二十六年，换钞法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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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宝钞有自己完整的制度设计，包括了兑现、私印者死、检举揭发有重赏，除了给银子，还给查抄犯人的家财，甚至还有定期的换钞。

大明宝钞，有一套十分明确的制度设计，不是朱元璋一拍脑门，就直接开始印钱。

大明也是抄元朝的作业，在忽必烈时，宰相叶李定《叶李十四条划》，对宋末元初宝钞的种种弊端进行了改革。

换易就是换钞新旧并用，新旧定期更换；兑现就是每一钞兑换足额铜银，是可兑现纸币；惩罚则是私印者死举报者重赏，还可得抄没家财；官库金银平准钞法，官库准备金制度，保证兑换的同时，官库也要时常用金银来购买宝钞，保证宝钞不会贬值；多种面额，即一贯到五文多种面额，方便使用；货币与债务，许衡在《楮币札子》中揭示了纸钞就是国家债务这一基本事实；造铜钱以翼钞法，就是铸造铜钱银锭来维持钞法不会贬值等等。

叶李十四条划，可以说是非常完备的纸钞纸币发行法律条例，忽必烈共发行了三千六百十八万余贯，最终废止，忽必烈始终没能搞定纸钞贬值的问题，到了洪武八年，大明宝钞也遇到了类似的挑战。

至元通行宝钞和大明宝钞，都无法解决纸钞快速贬值的难题，这里面主要有两个最大的问题，是制度无法解决的。

第一个就是私印，有的时候，朝廷接到了检举，发现私印的是皇亲国戚王侯将相，那户部就只能解决检举人，解决不了问题，只能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了，皇亲国戚王侯将相被训诫之后，让经纪买办代持私印，这户部是查还是不查？没有惩戒、得不到执行的律法，等于没有。

第二个则是兑现，大明朝廷准备的官库金银平准，准备金少且贪腐极为严重，官库主管，往往将金银兑换给自己的裙带，或者干脆以公谋私，皇亲国戚、王侯将相只需要私印宝钞就可以掏空所有官库，这也导致可兑现货币从来都是不可兑现货币，进一步加剧了宝钞贬值问题。

忽必烈、朱元璋解决不了的问题，朱翊钧同样解决不了。

大明推行钞法，李太后的亲生父亲、皇帝的外公武清伯李伟，直接敞开了印，朱翊钧是杀还是不杀，朱翊钧作为皇帝，作为政治生物，可以不顾李太后的感受，杀了李伟立威，可他自己一个人秉公，大明官场里的官官袒护，杀的干净吗？

财帛动人心。

所以朱翊钧从来没有动过在大明推行钞法的想法，那就只能苦一苦海外番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