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臣们天天喊着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大明千秋万代，圣德日新，圣政日理，亿万年太平之业。

哪有什么朝代可以万年太平之业？就跟人能长生一样不切实际。

其实朱翊钧对张居正写好的还田疏非常在意，那本还田疏，就是朱翊钧心心念念的治国良方，但推行不下去。

历朝历代，在晚年的时候，是无法对生产资料进行分配的，比如贾似道的公田法，就是其中的典型，张居正构想的还田疏，其实和公田法的思路是相同的，都是用货币购买田地，然后公田招租。

制度制定时，设想的越美好，越难以置信。

首先大明朝廷的白银发下去的过程就开始贪墨了，谁都从里面捞一手，赚的盆满钵满，银子甚至都有可能流不到地方，就已经补了各级衙门的窟窿。

银子到不了地方，又要执行还田令，就要用各种空头支票去赎买田亩，比如贾似道用的就是会子，也就是纸钞，说白了就是强行没收。

在这个没收的过程中，具体执行政令的县衙、衙役等等，富户们会进行输贿来躲避白没，而穷民苦力维持生计就很难了，更别提输贿了，所以没收的田亩一定来自于穷民苦力，而不是遮奢户。

江西隐匿的六万顷田，四川清丈迟迟无法推进，都是这样的原因，清丈只能厘清穷民苦力的田产，遮奢户们用各种手段去隐匿。

即便是这些田没收上来，就真的能如愿，成为生产资料再分配的一环吗？

从林辅成到保定去，看到的局面，是朝廷的官田被以几乎没有成本的价格租赁，而后形成新的利益输送关系，官田根本没有起到安置流民的作用，反而成为了民乱的催化剂。

所以，还田疏至今还在束之高阁，廷臣们都很默契的提都没提，只有王崇古偷偷摸摸的用船引弄了三万顷田，再加上江西隐匿田产，被查抄的六万顷，万历维新十一年，大明一共收拢了不到十万顷的官田，和国初高达七成以上的官田，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从北魏开始，一直到到隋唐的田制，有永业田和口分田，口分田就是人死籍消，重新分配，但口分田分下去就再也没有收回来过，而大明也有类似于的制度，叫官田和民田，军屯卫所制度的败坏和官田被侵占是高度趋同的。

至于两宋，两宋没有田制。

制度设计都有重新分配生产资料的空间，但历朝历代都没能贯彻和执行。

执行不了。

万历十一年的春风，随着贡院的大门缓缓打开，吹遍了京堂，而扰人的煤烟仍然在京师的上空盘旋，还带着塞外来的沙尘，遮天蔽日，会试终于在众目睽睽之下结束，紧张的阅卷开始了。

朱翊钧收到了王崇古的奏疏，讨论的是官厂团造，说的是林辅成的诅咒，官厂团造会如同军屯卫所一样必然失败。

这个诅咒如同梦魇一样折磨着王崇古，王崇古不得不得去思考这个问题的可能。

张居正站在分配的角度，曾经提到过如果向下分配不足三成，官厂团造会失去活力，低于一成，官厂团造就会分崩离析，就像军屯卫所一样。

而王崇古讨论的内容也是必然失败。

这诞生了一个吊诡的逻辑，那就是当一个事务，可以被讨论会以何种形式失败的时候，反而可以避免这些失败，进而让失败的那一天来得晚一些，例如越是可以讨论大明因为什么而亡国，大明反而会因为规避风险，延年益寿。

万历维新，大明国力蒸蒸日上，结果侯于赵、林辅成等流，整日唱衰，惹人厌恶的同时，又拿他们没什么好办法，毕竟他们说的都是事实。

大明亡国是可以讨论的问题，朱翊钧允许说老朱家的江山不是千秋万

代，甚至可以讨论为何会灭亡。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

在王崇古看来，官厂最大的危险来自于上层，如果官厂的上层建筑，即技术出身的管理层低于五成就会危险，低于三成就会分崩离析，而且王崇古认为，这种危险和官场是共通的，即没有实践经验、只知道空谈的贱儒比例超过五成，就会对朝廷的决策形成负面影响，如果超过七成，大明立刻咽气。

继而王崇古得到了一个结论，那就是：任何一个集体，其管理层超过五成，不是来自基层，就可以准备重组了，超过七成就可以宣布没救了，等死吧。

之所以有这样的论点，王崇古认为技术的载体是人，而不是其他。

这个集体可以是任何形式，小到手工作坊，大到商帮、商行，再到朝廷国朝，都是共通的。

王崇古家里世代行商，他自己总结了集体的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百废待兴，在组建之初，技术出身的人声量最大，管理层大多数都有技术背景，反而是没什么管理天分，财务体系几乎没有，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草台班子，草台班子最容易灭亡，民间许多的民坊，都是倒在了第一个阶段，没有培养出足够的数量工匠，导致生产力不足，关门歇业，草草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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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阶段，欣欣向荣，则是规模不断扩大后，管理制度、法例、部门开始完善，财务体系开始完善，人事开始呈现部分的冗员，这个时候，也是最健康的状态，因为管理制度得到贯彻，所有人的利益在秩序下得到了保障，而财务体系保证分配，一切都是勃勃生机、万物竞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