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就是这个问题。

他登基后面临的难题可不小：

关外有了一个组织力和军事力都非常强劲的国家，且此时已经开始向封建集权帝国过渡。

内部农民起义达到建国后从没有过的烈度。

军事制度和军事保障制度积重难返。

卫所兵战斗力急剧下降从正统年间就开始，屯田破坏也是这个时期就逐步开始，

卫所兵逃亡渐多导致兵源不足，从而充军增加，兵员流氓化至少万历年间已经很严重了，洪武初年的充军罪有22项，而万历年间已经243项，靠各类罪犯及其家属充塞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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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功制度僵化从景泰到成化年间就定型了。

不适宜大兵团作战的家丁模式在嘉靖年间就已经制度化了。

财政问题严重，明朝财政制度从建国开始一直有比较混乱的问题，单就军需方面说，万历年间军队欠饷情况就开始普遍，天启末年已经做到户部和内帑双白板了。

大兵团连续全军覆没。

蒙古问题彻底崩坏。

官员几乎没有务实氛围。

在这种外部形势严峻、内部情况复杂、朝堂气氛严重歪曲、民间生活日益困难的大前提下，崇祯的所有能力不足和性格缺陷都会被严重放大化。而结果的严重又会促进崇祯本人的激动，造成更严重后果。

所以可以说崇祯不是力挽狂澜的中兴之主，但他也是放在古代皇帝里普通的庸主。

这种庸主很多，谁遇到局面彻底崩坏时候谁倒霉。

而崇祯有幸遇到明朝二百年积累问题总爆发，特别是赶在自己奇葩爷爷和哥哥之后，自然是倒霉蛋中的倒霉蛋。但你要他担负明朝灭亡的主责，那确实过于苛责了。

经过了姜饼的一番开导，崇祯忽然提出，自己想回崇祯十七年，也就是1644年看看。

从他自缢当天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一个来月的时间，虽然从史书中了解了不少的情况，但崇祯还是想亲自回去，看看在闯逆的治理下，京城变得如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