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自发随行送葬的鲜卑武人们在刚刚离开长安的时候，也是按照北镇旧俗载歌载舞，与整支送葬队伍沉重肃穆的氛围很是不大。还有随行的官员入前询问请示是否要将这些躁闹之人逐走，被李泰给摆手制止了。

一则他也清楚鲜卑人送葬是有这样的礼俗，这些人并不是在故意捣乱，二则一旦动手驱逐的话，难免会给葬礼蒙上一层不和谐的气氛。

随着送葬队伍的前行，因为彼此间差别明显的氛围，以及同样明显的体量规模，那些鲜卑武人们也渐渐有所收敛，不再去刻意张扬那些旧俗，也开始学送葬队伍中人一样肃穆而行，躁闹的氛围同样转为沉重，有一些已经年龄不小的镇人用着苍凉的语调高唱起曾经流传北镇的鲜卑歌谣，唱着唱着，已是潸然泪下。

这世上不只生命会消亡，其他的事物也会。诸如某些风俗和传统，或许未必会戛然而止，但当你偶尔想起的时候，往往才会发现已经许久不见。

后三国是一个动荡的世代，也是一个交融的世代。当李泰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不久，便已经开始思考胡汉交融的问题。

可当他真正成长为能够掌握时局命脉的强力人物的时候却发现，起码在西魏政权中这个问题不成问题。

在西魏上层的政治结构当中，胡汉身份并不是政治资源分配的主要原因，地域、文武、亲疏等等哪一个因素所带来的资源分配差异都要超过了族群。

而在中下层的社会生态当中，鲜卑武人这一群体存在感越来越薄弱，关中府兵已经成为了主流武力担当。至于民间乡里，不管你是汉是胡都得安于耕织、缴纳租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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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同那些自发随从为独孤信送葬的鲜卑武人一般，只要同路走下去，被同化、被融合已经成了必然。

可如果还要一味强调这一身份而标新立异，既然不相同道那就肉体消灭。所以哪怕胡汉矛盾比较深重和激烈的北齐政权，当晋阳武装覆灭之后，这一矛盾便也不复存在了。

诸如宇文泰这种出身胡族的首领，或者高欢这种一定程度上代表胡族武装利益的首领，需要去争取汉人豪强世族的支持，以及在确保鲜卑武装群体利益的前提下争取汉人豪强世族的支持，所以民族政策是他们获取认同和支持的一个着力点。

但是对于李泰这种正经出身汉人世族的首领而言，民族问题不成问题，壮大政权本身的过程中问题就迎刃而解，无非我剑利或不利。如果非要将这个问题单拎出来细致讨论，这个问题反而成了问题。

在独孤信的葬礼结束之后，参与群众们也都纷纷入帐来拜别唐公。抛开那些因为李泰的缘故而来送独孤信最后一程的人来说，独孤信本身的人脉遗留也是一个巨大的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