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的雾，是灰的。

不是山间那种带着竹香的绿雾，是江水蒸腾出的、混着泥沙腥气的灰雾。清晨的码头，船夫蜷在舱里打盹，只有一艘小帆船早早解了缆——彭玉麟站在船头，青布长衫被江风吹得猎猎作响。

这是他第三次辞官后，第一次回南京。

也是最后一次。

“雪帅，真不见曾大人了？”撑船的亲兵小声问。

彭玉麟摇头。

目光却投向雾中那座渐渐清晰的城池——天京，如今又改叫江宁府了。城墙上的弹痕还在，焦黑的印记还在，只是城头换了旗帜。湘军的旗，大清的旗，在晨风中无力地垂着。

船到燕子矶，他忽然开口：“靠岸。”

“这儿？”

“嗯。”

矶石临江，涛声如雷。彭玉麟独自登矶，站在那块凸向江面的巨石上，望着滚滚东去的江水。咸丰四年，他在这里设炮台，阻击太平军水师。那一仗打了三天三夜，江水染红，尸骸堵塞江面。

如今，只剩下涛声。

他从怀里掏出一只小瓷瓶，拔开塞子，将里面的骨灰缓缓洒入江中。

“老兄弟们，”他低声说，“玉麟……来送你们了。”

骨灰是白色的，在浑浊的江水中打了个旋，便不见了。

这是当年跟他从衡阳出来的五百水勇，活到同治三年的，只剩三十七人。而今天，这三十七人也大多埋骨他乡。最后一个上个月病故于湖口，临终托人把这瓶“大家伙的骨灰”带给彭玉麟。

“雪帅，弟兄们说……想回家。”

回家。

可家在哪？

湖南？江西？安徽？还是这片他们厮杀了一辈子的长江？

彭玉麟站了很久，直到亲兵在下面喊：“雪帅，再不走，晌午前赶不到总督衙门了。”

他转身下矶。

脚步很沉。

两江总督衙门后园，曾国藩正在看竹。

不是真竹，是一幅石涛的墨竹图——真竹早在战火中烧光了，新栽的还没长起来。他看得入神，连周升端茶进来都没察觉。

“大人，”周升轻声说，“彭大人到了。”

曾国藩手一抖，画轴差点滑落。

“在哪？”

“花厅。”

曾国藩放下画，整了整衣冠。走到门口，又折回来，从书案抽屉里取出一只小木匣，揣进袖中。

花厅里，彭玉麟背对着门，看墙上那幅《长江万里图》。

“雪琴。”曾国藩唤了一声。

彭玉麟转身，拱手：“涤生兄。”

没有“大人”，没有“大帅”，是三十年前在衡州练兵时的称呼。那时曾国藩还是侍郎，彭玉麟是个穷秀才，两人在湘江边饮酒论兵，说要做一番救国救民的事业。

如今，事业做成了。

人也做老了。

“坐。”曾国藩亲自斟茶，“信上说今日到，我让厨房备了湘乡腊肉，你最爱吃的。”

“不麻烦了，”彭玉麟说，“我坐坐就走。”

“走？去哪？”

“回衡阳。船在码头等着，日落前要起航。”

曾国藩端茶的手停在半空。

茶气氤氲，隔在两人中间，像一层薄雾。

“这次……真不回来了？”

“不回了。”彭玉麟端起茶碗，吹了吹，却没喝，“三次辞官，朝廷都准了。我这身子骨，也撑不住了。”

他说得平淡，但曾国藩听出了弦外之音——不是身子撑不住，是心撑不住了。

“雪琴，”曾国藩放下茶碗，“你我三十年交情，有话不妨直说。”

彭玉麟抬起眼。

那双曾经在长江上指挥千帆的眼睛，如今浑浊了，但深处还有光——一种近乎悲凉的光。

“涤生兄，”他说，“你还记得咸丰十年，安庆围城时，我在江上给你写的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