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务实派的官员，尤其是与钱粮、工程、律法打交道的部门主官，闻言不禁暗自点头。

然而，这番言论，却像滚油中滴入了冷水，瞬间在另一批朝臣中炸开了锅。

率先发难的是礼部右侍郎，一位年近五旬、以学问渊博、恪守礼法着称的老臣。他出列时，脸色因激动而有些发红，声音带着痛心疾首的颤音：

“陛下！太后！赵尚书、狄尚书、柳相之言，臣万万不敢苟同！科举取士，乃国家抡才大典，关乎士子心术、朝廷风气、天下文脉！所重者，乃是圣贤之道，经义文章！以此观其德，考其才，察其志！

若如赵尚书所言，增设什么‘器械营造科’，使匠作之事登大雅之堂，与骑射韬略并列，岂非本末倒置，使天下士子竞逐奇技淫巧，而荒废修身齐家治国之根本？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啊陛下！”

他话音未落，一位翰林院的老翰林也颤巍巍出列，他是三朝老臣，门生故旧遍布朝野，清望极高。“侍郎所言极是！狄尚书所谓‘明算’、‘明法’，不过吏胥之能，小道而已！

治国平天下，所赖者，乃是仁政德化，是圣人之教！若以锱铢算计、刑名律令为取士要途，则士风必坏，人人争为刀笔吏、算计徒，谁还肯埋头穷经，探究天理人心？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此方是士大夫之器！君子不器啊！”老翰林说到激动处，引用了《论语》中的名言，须发皆张。

“君子不器”四个字，如同一声惊雷，在朝堂上回荡。这是许多守旧派文臣心中最深处的信条和优越感所在。他们坚信，真正的君子，应该追求通才和大道，不应拘泥于具体的技能。

而算学、律法、乃至器械营造，在他们看来，都是“器”，是末流，是匠人和胥吏的事情。士大夫的责任是“治人”，而非“治于事”。

一时间，数名言官、御史，以及部分出身世家、以诗书传家的官员纷纷出言附和。

他们引经据典，从三代之治说到孔孟之道，痛心疾首地指责扩大专科取士是“重末轻本”、“败坏士习”、“动摇国本”，言辞激烈，仿佛此举一旦实行，煌煌大唐立刻就要礼崩乐坏，陷入万劫不复。

狄仁杰静静地听着，面色沉静。但熟悉他的人，如柳如云，能看出他下颌线条微微绷紧。待到反对声浪稍歇，他才再次出列。

这一次，他没有看那些慷慨激昂的老臣，而是转向御座，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沉甸甸的力量，清晰地传到每个人耳中。

“诸位口口声声‘君子不器’。”狄仁杰缓缓道，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晰，“然则，臣有一问。若君子皆‘不器’，或耻于为‘器’，那么，谁来治水？夏禹可否算‘器’？谁来理财？

桑弘羊、刘晏可否算‘器’？谁来断狱？皋陶、张释之可否算‘器’？谁来御敌？霍去病、李靖可否算‘器’？”

他目光扫过刚才发言最激烈的几位大臣，语气依旧平稳，却蕴含着难以言喻的锋芒：“莫非，治国安邦，只需要坐而论道的君子，而那些具体的事务，就任由所谓的‘小人’、‘胥吏’、‘匠人’去做？

然后，等事情出了纰漏，水利失修，仓廪亏空，冤狱丛生，边患频仍，君子们再出来空谈指责，说一句‘此非吾辈之责，乃有司之过’？如此，君子倒是清贵了，国家呢？百姓呢？

诸位读圣贤书，所求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治’字，难道只是清谈空论，而无视钱谷刑名、甲兵水利这些实实在在的‘器’吗？”

朝堂之上，一片寂静。只有狄仁杰清朗的声音在回荡。不少务实派的官员，尤其是中下层的实务官员，听得胸中激荡，恨不得击节叫好。

而一些守旧派，则面红耳赤，想要反驳，一时却又不知如何驳起。

狄仁杰没有否定经义的重要性，而是尖锐地指出了“道”与“器”、“知”与“行”脱节的荒谬与危害。他以一连串反问，将“君子不器”这句话在现实治理困境前的苍白无力，暴露无遗。

赵敏适时补充，她再次举起那张画着器械草图的绢帛，语气带着军人的直率：“陛下，太后。边疆将士，用命搏杀，所持者，无非甲胄之坚、兵刃之利。一张好弩，关键时刻可抵十名勇士；一门利炮，可摧坚城，慑敌胆。

小主，

若无人精研此‘器’，使之更利更坚，难道要让将士们仅凭‘浩然之气’去抵挡敌人的铁蹄刀箭吗？‘君子不器’，难道是让君子们手无缚鸡之力，面对强敌时只能空谈仁义吗？”

柳如云也再次开口，语气缓和却坚定：“陛下，狄尚书、赵尚书所言，并非要废经义，而是主张在经义取士为主干之余，增设专科为枝叶，使人才之树更加繁茂，足以荫蔽国家各方所需。

国子监、各州府学，仍当以经义为本。然朝廷取士，渠道可稍广，以适应时势。譬如前隋首创科举，本就是为了打破门第，广纳贤才。如今时移世易，贤才之标准，亦可稍作变通，以期实用。”

双方各执一词，引经据典，争执不下。年轻的皇帝李弘坐在御座上，看着下面争论得面红耳赤的大臣们，只觉得一个头两个大。

他既觉得赵敏、狄仁杰、柳如云说得在理，国家确实需要懂实务的官员，又觉得守旧派们维护“祖宗成法”、“士人风骨”的言辞也似乎无可指摘。他下意识地将目光投向珠帘之后。

珠帘后的武媚娘，始终沉默着，未曾发言。但她的手指，在袖中轻轻捻动着一串光滑的檀木念珠。

朝会最终未能就此议题达成一致。李弘有些疲惫地宣布此事容后再议，便退了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