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足够幸运的话，你注定能遇上他。他不属于我，不属于这片土地，他是无私的，但是他暂时不能在这里。”

……

周余臣看到这本书的结尾，从那个“他”字中察觉到了线索。

一般的艺术创作，就算是肖像画，西方人的单词形容也只会用它，更何况这是公开出版的书籍，是要给贵族们看的，毕竟当时的画作基本都是贵族当买家。

如果用词不当，这会被贵族们嘲笑的，他们可不会购买连词性都分辨不清楚的乡巴佬的画作，这样会让他们的格调蒙羞。

所以这本书绝对不可能出现用词错误，这个“他”，就是真的指代的他，是有生命的。

那么在明帝国，有描画什么的画作，可以让人单纯地描述，就要用到有生命智慧的“他”？

周余臣只能往大日皇帝的方向猜测了，只有大日皇帝的肖像画，值得巴洛圣称呼其为他。

所以自己的调查方向自然就清晰了起来，他要调查清楚以巴洛圣的艺术创作风格彻底转型成为抽象派前的所有踪迹，抓住巴洛圣究竟把这幅《皇帝》藏在哪里的尾巴。

这绝对是一个超级大的进步。

甚至周余臣怀疑，巴洛圣之所以不声不响的成为了一个超凡者，也和这幅《皇帝》有着密切的关系。

巴洛圣不是说了吗？

他是从这幅画里，窥探到了一些连转述都做不到的世界的真实，又是什么鸟的视角，又是什么红绿色盲的视角。

他在做这段抄袭柏拉图的谈话里，骨子里带着的柏拉图式的哲学家傲慢。

是什么支持他如此傲慢？是什么让他笃定自己皈依的主义是最好的艺术创作方式？

一定是他从这里面得到了天大的好处，才会让他成为抽象主义的信徒。

结合这两点，周余臣觉得自己找到《皇帝》已经指日可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