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年二月初二龙抬头，这一天，京师四处都是鞭炮齐鸣，虽然谯楼里的火夫四处张罗着，不让放鞭炮，但是开门大吉这天，总归是要热闹一些。

火夫们痛骂看九门的校尉们一无是处，连个鞭炮入京都看不住，让他们火夫焦头烂额。

工部这些日子，可没少被科道言官刁难，连带着顺天府丞王一鹗也被骂了一顿，本来煤烟味儿就足够严重了，这硝烟味遮天蔽日，能见度不过二十步，带着青色的硝烟遮蔽了整个京师的上空，一直到快中午的时候，才完全消散。

今天，是羊毛官厂正式开工的日子，正月初六其实已经上工了，需求催着工匠跑，不赶紧开工，那些等着上货的行商，就要在厂子门口骂街了。

但一直拖到二月初二这天才举行开工礼，这是因为这一天要发开工银。

经过工部、户部、内帑太监崔敏的协商，一笔银子要发给所有的匠人。

永定永升两个毛呢厂，一共三万三千名匠人，共计分润二十七万银的利润，这一笔钱，本来是王崇古他们老王家的分红，后来老王家不要了，这笔钱，要发给匠人，也就是说每一名毛呢官厂的工匠，会发8大明银币100枚万历通宝。

开工银，不是只有两个毛呢官厂有，而是整个隶属于大明工部的官厂，都有这个制度，大概为官厂利润的一成左右，西山煤局每人为7银322枚万历通宝，造船厂每人为9银637枚万历通宝。

西山煤局是煤炭价格一斤六文，利润比较低，重资产投入又比较大，而造船厂的利润更高，投入更多，所以去年就少了一些，而造船厂的商品附加值最多，所以即便是更多投入，分红也是最高的。

新年新气象，万历十年，陛下登基的第十个年头，尚节俭的皇帝，又一次狠狠地爆了金币。

这么做，完全是为了调动生产积极性，大明的工匠为大明国帑内帑创造了无数的利润，拿出来一笔银子理所当然，朱翊钧、张居正、王崇古，都不是什么大善人，此举的目的，只是为了鞭策大明的匠人们，更加卖力的工作。

当然这种不良风气，也被势要豪右们批评，官厂的劳动报酬丰厚，如期发放的同时，子女还有学堂可以上，现在连开工银也从标准的一银，改为了利润分红！

朱翊钧的车驾，缓缓的行驶到了永定毛呢官厂，朱翊钧每年都来，所以匠人们都有点习惯了这个过分活跃的皇帝陛下，陛下的身影在京师是很常见的，沐雨栉[zhi]风，从不避风尘之劳苦。

朱翊钧下了车驾，在出发的时候，朱翊钧请张居正上车同行，张居正愣是不肯，和臣子们一起坐了御马监的马车来到了永定毛呢厂。

“先生的阶级论第二卷，朕读完了，真的是醍醐灌顶，茅塞顿开，过往不解的内容，全都明悟。”朱翊钧下了车驾，看着越发繁忙的毛呢官厂由衷的说道。

之所以要分红，就不得不提到张居正的阶级论第二卷——分配，这一卷的内容实在是惊世骇俗，朱翊钧虽然没有焚书，但也没有敞开了印，就只是给廷臣们人手一本。

第二卷的出现，让朱翊钧再次肯定了自己的想法，张居正这个人肚子里绝对有大货！拎起来抖一抖，绝对能再榨出来一点东西！

这不是错觉，张居正甚至构思了第四卷的内容和推论，但他真的不敢写了。

第二卷的内容，张居正是从《汉书》讲起：农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屮杷土，手足胼胝。已奉谷租，又出藁税，乡部私求，不可胜供，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

谷租（地主的佃租）、藁税（朝廷的赋税）、乡部私求（地方苛捐杂税），三座大山压在百姓的头上，百姓不得不舍本逐末，田亩荒废过半。

这种影响是深入到了方方面面，到了东汉末年，皇帝和朝堂，皆是驰于田猎、耽于妇人、不食五谷、不知万民疾苦，而士大夫们则是天下侈靡趋末，言谈多离农亩，天下危亡而不知，仍以趋末为乐；这种情况到了基层更加糜烂，方今郡国，田野有陇而不垦，城郭有宇而不实，贫民虽赐之田，犹贱卖以贾。

张居正在以《汉书》、《盐铁论·未通》的内容，说大明的问题。

这就是张居正为何会得到四个自然而然的推论的根本原因，因为从汉代问题就存在，改朝换代这么多次，到了大明，问题仍然如此，几乎没有变化。

长于深宫妇人之手，不谙世事还不知民间疾苦的顶层，奢侈享乐刺激的阈值不断拔高的士大夫、无法安心耕种、田亩荒废只能贱卖给商贾的农户，这是东汉末年，也是大明的末年。

当一旦承认大明步入了老年这一事实后，很多问题选择直接面对，反而没有那么的困难，闭着眼捂着耳朵，大喊我不听我不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张居正认为分配出了问题，而且是非常严重的问题。自大泽乡的怒吼之后，历朝历代民乱从无断绝之日，以儒家的孝来看待这个问题，就是刁民不肯安分守己，王师讨伐平定，但第二卷阶级论揭开了这个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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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民乱，都是百姓的错吗？

就像第二卷开头说的那对父子啊，他们在田间地头终日辛苦劳作，最终又被三方朘剥，如果三方都能少一点朘剥，那是不是可以避免田亩荒废的问题呢？

在这一段，张居正又引用了汉代宰相晁错的上书《守边备塞劝农力本疏》，早在汉景帝年间，晁错就给出了各种办法来劝农力本，但是晁错削藩的政令，导致了七国之乱，汉景帝下旨腰斩晁错，以致于晁错的奏疏被全盘否定[注1]。

“先生这第二卷，写得好。”朱翊钧再次肯定的说道，他当然读出第二卷自然而然的推论来。

但他不是很在乎，要么成为摸不着头脑的路易十六，被群情激奋的资产阶级推上断头台；要么被颠沛流离的民乱攻破京师，吊死在后山的歪脖树上；

作为皇帝，如果连粉身碎骨的决心都没有，还当什么皇帝？

明武宗朱厚照就没有这个觉悟，他以为政治是可以妥协，政治是可以共存，他以为自己的敌人只有北虏的小王子，完全忽略了政治斗争的残忍性和你死我活，他以为可是绥靖，他在应州打了胜仗，领兵打仗那一刻起，就已经是士大夫阶级的敌人了。

他落水了，他病死了，他甚至没有后人。

道爷继位之后，嘉靖前二十年的新政，始终没有振武。

皇帝拿起了兵权，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圣意独断到底，整个天下就只能有一个意志，那就是皇帝，再没有任何退路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