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景堂一下一下抚着她的后背，不由叹道：“倾巢之下安有完卵……”

苏傲雪抬起泪眼，充满期待地对他说：“这里的一切都是死气沉沉，但丁志阔信里描述的苏区却是朝气蓬勃的，就像……我跟救亡协会的朋友们交谈时的心情，也跟面对其他人时完全不一样。”

是的，丁志阔在信里说过，人的身和心至少要有一样得到满足。在上海的时候，他觉得心灵上的满足有一点，但始终满足不了他的期待。所以那阵子，他也有过短暂的对欲望的沉迷。就像苏傲雪在《欲海两道关》里写的那样，既痛恨都市的纸醉金迷，又控制不住地沉沦于物质享受。

直到去了延安，他才觉得自己的病被治好了。他白天要劳作，晚上要教书，下了课也不急于休息，他还要创作抗战话剧，他从未觉得自己如此被需要。在那里，没有人嘲笑他理想主义的毛病，也没有人认为书生都是百无一用的。

那里的人相信工农也有文艺细胞，而知识分子也能强健有力。他们还相信男子同样能拿起绣花针，更放心把枪杆子递到女子手中。每个人都不受偏见的拘束，都在尝试打破各种不可能。当不可能变成了现实，那种精神上的满足是前所未有的。

“所以三哥，什么时候跟妈说呢？”苏傲雪小心翼翼地问。

杜景堂回避了她殷切的眼神，推脱道：“家里不是还要为我们办喜事吗？”

苏傲雪难掩焦急地提醒：“可是，佐老师他们已经登船了。”

她也知道自己和杜景堂在去延安这件事上，只达成了有朝一日总会去的一致。但她愿意立刻就走，而杜景堂是有牵绊的。毕竟这里不是苏傲雪真正的家，而吕英也不是需要她孝敬的亲生母亲。